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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中国式经济危机靠城市向农村转嫁成本  

2012-12-11 09:57: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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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正在广东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既要充分肯定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也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面,习近平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

那么,中国如何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寻找平衡?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一书中以危机化的思想诠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中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对于中国进入产业资本阶段所遭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借用政治经济学就能进行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曾将其简约地概括为:产业资本阶段的根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与民众购买能力相对下降之间的矛盾。中国进入“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其中“双重过剩”指的就是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亦即,此后中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仍然应该是内生性的。

    这是因教条化搬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问题而形成的结论。因为,1997—1998年和2008—2009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从发生机制来看,都属于中国九十年代中期转向外向型经济为主之后由外部因素诱发的“输入型危机”。因此,本书将这两次外生性因素所导致的输入型经济危机单独列出来分析。

    进一步提出的可能有争议的观点是:1997—1998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六次经济危机,其主因与一般后发工业化国家相同,都是内生性的资本短缺,但中国处理危机的方式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大不相同。究其原因,一方面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部门资本集团因追求收益最大化而以危机方式向全社会转嫁代价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对外引资或全面开放所造成的国家负债密不可分。为此,仍可视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依靠引进外资进行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通常都难以避免的代价支付——这两点,分别是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形成的判断。

    同样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来解释的是,经济危机发生时,无论主观偏好如何,中国事实上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尽管其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依靠国家内部的为了成规模提取农业剩余而人为形成的二元对立体制结构,还是在总体上维持住了工业化进程的不中断。

    因为——尽管中共向来强调农业的重要和农村的稳定,但诚如许多政治家所愿意承认的: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容易稳定的,而现代的城市社会则不容易稳定——在中国,自民国初年以来,内生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危机总是率先爆发于资本积聚的同时带动风险集中的城市,危机发生时对城市乃至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冲击有多大,取决于城市多大程度上能将危机成本向农村和农民转嫁,因为中国无法像西方那样对外转嫁制度成本和危机代价。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为城市而牺牲农村的利益。

    纵观当代中国60年的国家工业化史,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工业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从整体的社会稳定来看,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

    这应该是中国历经多次周期性经济危机而都“幸免于发展陷阱之难”的内因之一。

危机化解视角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思考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作者对总体形势的判断是“危机正未有穷期”,主要在于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收益的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资源和剩余的美国,不可能主动改变现有的获利方式。本轮危机及以后的全球化中,核心国家仍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外转嫁制度代价,从而最大化其制度收益。对于在国际上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在国内却经济体系失衡的中国来说,不仅因过度倚重外需而导致类似1997年和2008年的输入型风险可能再次发生,而且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比高达30%的外资由于自身的流动性,其进入和撤出中国也会引发国内经济政治局势的连锁反应。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如果这个易于浮躁的社会还允许我们“去价值判断”地讨论问题,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也许值得重新认识。

    从中国历次应对危机的经验中,可以清楚看到“三农”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压力的承载和调节功能。从人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其意义重大自不待言。但值得重视的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这个作为中国应对历次经济波动的最基本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一方面,长期鼓励农村人力资源存量高的青年优质劳动力近20年向非农领域大规模净流出,使劳动力资本化收益被内外资和发达地区政府占有,这种制度安排的代价甩给了中西部,致使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严重。同期,维持农户理性——人力资源的自我资本化以保留收益用于维持风险内部化机制的主要条件正在衰减趋零。另一方面,尽管中央层面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已经有条件向“亲民生”(pro-poor)的政策积极转变,而地方政府却由于仍然面临资本短缺压力,而不得不在“发展主义”导向下延续着“高负债推进高增长”的反科学发展模式。

    这种二元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于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其实是很清楚的。当然,如果把如此直白的客观分析拉回到被包装得色彩斑斓的价值判断上,则不同利益取向的群体自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意见。

 (请关注东方经济评论官方博)

更多分析,请关注温铁军新书《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三农顶级学者温铁军:绕不开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中国如何才能爬出发展陷阱?)                                       

新书预告:

《危机中的中国思考》国务院参事夏斌:华尔街金融危机与21世纪中国未来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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