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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制约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三大因素  

2012-12-05 09:47: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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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渐临近,中外各界对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新经济方略”充满期待。有经济学家表示,明年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转折年”,连续七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或将“终结”,明年GDP的实际增速将达到或超过8%。同时,通货膨胀也将高于今年。

“十八大”后,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十年将走向何方?中国经济是遭遇发展瓶颈还是继续突飞猛进?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一书中指出了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及战略对策。

  相当一部分人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持积极判断,并认为可以通过中国的高增长改变中美的关系格局。单从数据上看问题不大,不过,有专家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将越来越明显。

    一是国内基础资源的制约。水资源短缺就是其中一个致命的约束。

中国水资源只占全世界总量的6.5%,但是消耗量却占世界正在使用的水资源的15.6%,由此导致过度抽取地下水,造成湖泊减少和地表沙化等问题。由于水资源是由一国的基本地理环境和禀赋特征决定的,这个刚性约束既不能通过进口解决,也不是用“调水”就可以完全解决的。这和经济增长导致的需水量增加构成对抗性的矛盾。

二是战略性资源、能源的供给约束。进口依存度过高势必导致国家经济安全受制于人。

中国大规模的进出口导致经济安全的外向度越来越高,但凡属资源匮乏型的物品,都不是依靠市场就能保障的。按照传统的资本主义一般发展经验,这种局面背后潜伏着极大的不可控风险。只要继续按照外向型道路走下去,中国对海外能源、原材料的依赖就还有日益加深的趋势,也就似乎没有摆脱依附性地位的可能了。

    即使不走产业资本外向型扩张的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之路,依靠结构调整来加大内需,包括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等,内需上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若按照现在美国梦的发展和消费主义模式,走激进的城市化扩张道路,中国仍然面临着资源、能源、食品等方面的制约。

在国际竞争仍然是以民族国家现存格局作为基本框架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等约束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瓶颈。而这个约束与中国国内目前消费主义的发展趋势之间又是极端尖锐地对立着的。

三是国内制度成本的不断累积。历经30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产业资本,但也空前地累积了矛盾。由于被动的“结构回调”的制度成本几何级数地高于结构升级,如何使累积矛盾或制度成本可控,恐怕比对外开放还难。

中国的战略对策

(一)将创新力作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有学者强调中国新的比较优势,认为:根据国际专业数据库统计,2011年中国申请的专利数超过美国,代表自主创新的基础专利数2012年中国会超过美国。科学技术创新和专利技术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可能减缓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比如布袋除尘可以极大缓解排放性的污染,现在用静电除尘要求的排放标准是12克,布袋除尘可以达到0.4克,但成本偏高,3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需要投资2000多万元,一旦解决成本问题,就会对改善环境作出重要贡献。

(二)警惕两种保守主义思路

    在分析中国相当长时期以来的“去政治化”后果时,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下有两种倾向:对内政治上试图回归到19世纪在西方推进的民主政治;对外经济上是朝着产业资本扩张时期的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战略发展。

    1.当代西方的政党“去政治化”和政党“国家化”

    有学者指出,单从政治改革来看,现在世界上的西方民主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危机,因为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基本构架在整个社会结构转型中已经不再有实质性的民主内涵。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正在逐渐推进的政治改革确实潜伏着很大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后半期,西方多党政治竞争中基本的宪政构架是清晰的。但是,21世纪的西方政党已经没有真正的政治化竞争含义了,除了是竞选的机器之外没有任何政党博弈的背景。可见,政党政治正在出现内涵性变化,其趋势将是政党自身的代表性不清楚而和国家利益越来越一致,即政党“去政治化”和政党“国家化”。

2.全球债务危机与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内在关系

    西方政党政治背景下的全球政府债务具有同质性和同源性。有关当前全球债务危机的本质是西方现代化危机的分析。所有OECD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持续上升,内在逻辑也都是一样的,即政党政治条件下的政权变更这个机制会导致“后任不理前任账”的结果,哪一届政府在任上都会尽量借钱花钱,管它身后洪水滔天。从这次债务危机中,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模式的现代政治体制危机。

3.中共转型的基本取向与挑战

    中国宪法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一定程度上政党还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和西方一样,也是政党国家化,表现为政党跟国家过于同构,跟社会等级结构也过于同构。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通过政党来提高国家的整合能力,提高对草根诉求的代表性,以公平为方向进行结构重组。

当前,中共的再政治化有很多复杂困境。

一方面,中共要“忍受痛苦地”从一些资本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中退出(例如,严令各级地方党委部门及其负责人绝对不能去搞“招商引资”);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共自身的政治性,主要是帮助国家进行社会整合,只在这个意义上其才能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为此,政党应该设定整合社会力量的平台,综合性地运用一部分直接民主——这里所说的直接民主并不是指大众运动,而是指政党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开放,让基层的社会运动能够直接参与到政党的决策中,并在政党内部政策上产生影响。

(请关注东方经济评论官方博)

更多分析,请关注温铁军新书《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三农顶级学者温铁军:绕不开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中国如何才能爬出发展陷阱?)                                       

新书预告:

《危机中的中国思考》国务院参事夏斌:华尔街金融危机与21世纪中国未来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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