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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大饥荒源自城市向农村转移经济危机   

2013-11-07 09:37: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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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城市化转型与三农问题将是下一步的改革抓手。中国一直以来的城乡二元体系一直是考察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对此,我们有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在其著作八次危机中就指出:为什么城市资本原始积累的危机却在“农村饿死人”?那是因为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而且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也向农村转嫁!

 

请理解,由于科学研究是一种对前人经验总结中不可重复检验的结论作“不断证伪”才能逐渐达到一般理性高度的认识创新过程。因此,我们特意把“批判政策学”研究必须遵循的方法原则放在前面,意在区别于非科学:只有超脱研究者身处其中的利益结构约束,才能做到“在历史经验过程的起点上构建与之起点一致的逻辑解释”,才能做到“去价值判断”的客观研究——对已经发生的经验过程作范畴归纳,对各种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作证伪比较,渐进发现其中的本质关系。

我们事先确实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在修改书稿的讨论之中,在对历史经济学的资料研究中自然地形成了对现实问题领域的“问题意识”。虽难免粗疏,仍试述如下:

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这,绝对不是我们开展中国的真实经验系列研究之初衷,但却在客观上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研读本书,不仅能还公平于社会主义,还正义于自由主义,同时还能把罪恶还给资本主义。

之所以如此说,是近20年所搜集的历史资料和海内外新近的研究,大体上能够支持我们在1988年发表“危机论”时就初步讨论过的、在1993年发表“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时就确立过的观点——中国人虽然在1949年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战略,试图建立多元经济体制和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不可逆。在城市经济领域中,19491953年这前4年主要搞的是民族资本主义;19531959年这后6年主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第一个10年的实际演变,不在于主观上确立何种意识形态,而主要取决于客观上正处在“区域热战”和西方全面封锁压力下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为了重新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赖国家工业化才能维护主权独立,而任何工业化都绕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要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就势必仰赖外资,遂势必被要求“亲外资”的制度干犯本国流血牺牲才换得的主权独立——这导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陷于“发展陷阱”的悖论中。

不过,仅仅点破这一后发国家普遍遭遇“发展主义”、“对外开放”悖论的问题意识,仍然略显肤浅。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也绕不开工业化原始积累,也势所必然地在制度取向上内生性地“亲资本”,那么,中国人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怎样才能爬出发展陷阱?

对于中国人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经验过程,如果人们愿意自觉地摘下有色眼镜,本来是能够看清楚的。

1956年城市里完成的主要是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改造;同年推进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也并非农业自身的制度需要——代表城市工业的部门向中央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而1960年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其本质也是在外资突然中辍时,这10年资本原始积累的巨大代价的总爆发!

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客观地形成了任何原始积累时期都必然会发生的多种利益群体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现象,被传统意识形态作了符合制度内涵的资本利益需求的粗糙归纳,延宕为今人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瓦釜雷鸣。

接着要问的应该是:为什么城市资本原始积累的危机却在“农村饿死人”?那是因为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而且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也向农村转嫁!

1960年那一次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就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危机能够顺畅转嫁的,就在城市“软着陆”。由此可以认为,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的“三农问题”,从来就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相伴生的基本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

至于整个20世纪60年代不断发生的群众运动,主因是“战略性”的外部投入的规模资本陡然“归零”,而使中国随即堕入发展陷阱!遭遇这种情况,一般缺乏国民动员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确实不具备中国这种跌倒了还能爬起来、以“大规模劳动投入替代零资本”来维持本国遭受重创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不中断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讨论在欧洲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动L与资本K的关系演变时,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竟然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以L替代K”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经验过程。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人虽然以其实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被中国百年来以邯郸学步为最高境界的理论家们拒绝提升为理论。

中国在客观上对外资和外部强权实现了“去依附”的条件下第三世界依附理论是埃及学者阿明提出的。详见本书正文。 ,唯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采取单位制实现内部公平分配,才能动员起绝大多数劳动者,实现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社会化+资本化”,由此而规律性地走上前工业化时期“贫穷但相对公平”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时期的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不可侵犯条件下的自主发展进程,不仅与亚非拉殖民地国家争取自由的解放运动交相呼应,也恰和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争取民权和民主的群众运动相得益彰。

历史告诉人们,东方实现公平的群众运动与西方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内容形式虽然各有千秋,但在大方向上却是一致的。因而,只要愿意做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就不期然地有了打扫思想理论体系泛滥的糟粕、重建意识形态的效果。

诚然,人类有坚持理念的精神需求。希望普世价值论者和其他相信不同普世精神以及各种宗教信仰的群体都能够互相尊重。我们只是不敢苟同以西方在中世纪排他性一神教派生的一元论为内涵的“一个主义”、“一种体制”;不敢追随这种思想体系派生的排他的、派别化的意识形态。我们之所以长期拒绝参与任何派性讨论,并非自命清高,而在于生性愚钝跟不上朋党“同此凉热”。何况,任何内涵话语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否定之否定地滞后于、甚至直接阻碍经济和社会调整的特征,本是经典理论揭示的约束性规律。

我们已经在几十年的国际比较研究中认识到,使本为舶来品的意识形态派性化具有普遍性的机制在于:即使在该意识形态被确立之初,本源于或多或少的经验理性,但只要局限于某个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斗争需求、服务于特定政治家所运用的动员手段,就难免“被简单化”,并由此顺势而为地“被庸俗化”载入历史!此时,无论意识形态对本源客观经验之异化是多么地有利于那个特定时空条件下局部的政治需求,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性“搭便车”——借助已经异化的意识形态,对人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发展困局作符合本集团利益的刻意扭曲——既不受惩罚也不顾后果。而一旦本属于派生的后者,反客为主地进一步被利益集团诉求的泛政治化需求加强为主流,那么,作为其载体和工具的政体和媒体,也就不可避免地演化为派性政治和蛊惑性媒体。

更多内容,请关注温铁军教授著作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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