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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政治信仰?  

2013-02-07 13:52: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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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整体改革,又是否该重新思考政治信仰?

著名学者,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在《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一书中,重新定义了政治身份和政治信仰的关系。

熟悉希腊学的人大概很少有不知道法国希腊学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的,但他的共产党员经历却未必广为人们知晓。1932年,他18岁,就参加了青年共产党组织,成为一名法国共产党人1942年,他参加组建抗德的秘密军二战结束时任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上校军官,是整个法国上加龙省抵抗运动的指挥官。1944年组织了对法国西南部大城市图卢兹(Toulouse)的解放。就在他以法国青年共产党成员的身份参加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的时候,他对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持与法共不同的立场,并多次公开批评法共。他与法共保持时断时续的关系,自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党员。战后他仍然保持了法共党员的身份,直到1970年脱党。这位以研究希腊神话与政治,尤其是希腊宗教信仰而闻名于世的思想家,又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政治信仰的呢?

1982年,在回顾自己的政治信仰时,韦尔南特别反思了他的斯大林分子的身份。他说:我曾经是人们所说的一个斯大林分子。我跟许多其他人可以分享这一身份。令他困惑的是,一个人可以说是列宁主义者,但可不可以同样自称为斯大林分子呢?对此,他说:这一点我不太确信:我并不认为,斯大林像理论家那样带来过别的什么。-皮埃尔·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三联出版社,2001年。本文中引自此书处,直接在引文后注明页数。他成为一个斯大林分子,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可以与之联系的中心,而斯大林恰好是这个中心的化身。如果张三或李四在那时占据着那个中心,那么韦尔南完全可以成为张三分子李四分子

中心的忠诚感是很容易被误解为信仰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处于敌对战壕的某一边,感到十分孤立弱小,期盼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做心理支撑时,这种心理期待便会被想象成为信仰一般的支撑。韦尔南描述他当时的处境,对某个入党的人来说,一个被包围的堡垒的形象印在了他的头脑中,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当时人数还很少,当我1932年加入青年共产党时,我们支部只有八九个人,而这还是巴黎第五区和第十三区唯一的支部,我们就像一支深入敌后的伞兵小分队,我们的作用就是像刺猬那样坚守在那里。我们对党、对政治有着一种战斗的概念。    

韦尔南认识到,斯大林主义有三个代表性的事实。第一,对共产国际的操纵,从而进一步对各国共产党的操纵: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甚至是俄罗斯化。三四十年代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全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无条件听从莫斯科的指示。第二,权力的个人化。斯大林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俄罗斯共产党彻底独裁的权力。使得斯大林这个个人上升到国家的顶峰,成为一个具有宗教价值的实体,并被照搬到了我们法国,尽管带着细微的差异。这种权力个人化也被其他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复制。第三,是决定性的,这就是群众恐怖。这是一种人人相互怀疑、相互监视,随时可能相互揭发、相互出卖的人际关系。人人处于时时刻刻的焦虑与恐惧之中,一旦进入到苏联社会的现实中,你无论遇到什么人,没有谁的亲戚朋友中会没有人遭到流放——全体人民都遭到了流放。群众同样也是这一恐怖的主体,因为,在消极对待恐怖的同时,也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参与。……敌人到处存在,……尤其要运用揭发的方法,这样一来,群众就会与正悬在他们头顶上的恐怖合作。法共在它的小社会里复制了这个特点。不断的肃反、肃奸、清除反革命,造成一种集体下意识的恐怖,使得整个一代经历过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人们都打上了那种恐惧的烙印,一种使他们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对自己说话的恐惧

    作为一个保有自由、理性意识的个体,韦尔南并不喜欢斯大林主义,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的个体,他又需要斯大林所代表的那个政治组织的支撑力量。这种分裂的人格和矛盾心理是许多加入政治组织的知识分子都有所体验的。韦尔南后来不能再忍受自己的这种分裂人格,但是,许多其他知识分子却是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分裂人格,对此变得麻木不仁,他们采取得过且过的鸵鸟政策,只装作没有这么回事。

    韦尔南回忆道,在他还生活在这种分裂人格之中的时候,他的斯大林分子身份使得他身上出现了不少反常的行为,所谓反常,就是居然能够接受和容忍一个自由、理性之人本不该接受和容忍的东西。这种接受和容忍根本谈不上是政治信仰的表现。真正的政治信仰需要有独立的人格,真正的政治信仰还需要个人做出自由、理性的思考,而韦尔南当时的斯大林主义信仰,连他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滑稽可笑。

    韦尔南说了两件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反常行为,都是在理性告诉他事情错了的时候,仍然不愿意放弃那个他已经习惯于相信,或者习惯于不去怀疑的斯大林主义。1946年或1947年,他的妻子为社会出版社翻译斯大林的演讲时,他读到了译本。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我顿时怒火中烧,我说:这家伙(斯大林)简直愚蠢透顶,这是一个东正教神甫,他根本不思考,他是在念经……’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成为一个好斯大林分子!还有一次,当日丹诺夫的报告出来后,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智力迟缓,但是,这仍然不妨碍我在政治上继续做一个好斯大林分子,后来当斯大林逝世时,我还想,这对工人运动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韦尔南诚实地说出他当时的想法,不推诿,也不寻找借口。文革后,有些中国人对自己以前的信仰也做了与韦尔南相似的反思,但还是有许多人以青春无悔或类似的说法,一口咬定自己几十年前反常信仰行为的真诚性,以所谓的真诚来为错误的信仰辩解。这种辩解式的记忆其实与信仰已经没有关系,它只是一种回忆者自己难舍的青春怀旧和在信仰失落后的万般无奈。

更多分析,请关注徐贲教授新书《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请关注东方经济评论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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