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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城市化”已成为地方政府“增收”的主要渠道?  

2013-04-07 10:21: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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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接受采访时称,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编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其核心是通过中心城市发展带动所在区域发展,同时注意区域间协调发展。

中国下一轮城市化建设会不会又演变成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站在城市化进程的十字路口,中国将选择什么道路?顶级三农经济学家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一书中深刻剖析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原委。

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中国在资本短缺条件下的招商引资,与国际产业资本过剩条件下追求向要素价格低谷转移而出现的资本供给,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投资拉动型增长道路的形成与19931994年财政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财政权力有关,也与19971998年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权力有关。

20世纪80年代,金融、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资源资本化都是在地方完成的(前两者的地方属性不需多说,劳动力要素那时不能自由流动)。因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产业的在地化发展,使这三种资源资本化的收益的相当大部分留在了“三农”内部。

但是,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及1998年金融系统全面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力都被极大地削弱,加之劳动力自由流动(即使不流动,也不再具有成规模劳动替代资本服务于产业升级的主、客观条件)。此时,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资源可以用国家之名来支配。当新一轮宏观环境利好来临时,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资本化助推所辖地域内的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即使没有招商引资也要靠滥占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来创造银行资本进入当地的政绩。

只是,这些非生产性投资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大规模负债!鉴于中央也不能承担这种地方越来越累积的债务,遂使货币大规模不断增发成为唯一手段。

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过程是:由于制度规定和与小农之间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开发商并不直接和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小农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垄断性权力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再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各种城投公司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到2006年,在东南沿海的县市,高达数百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约60%靠土地融资;而在西部,银行贷款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份额更高达70%80%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快推动城市扩张,以增加各种地方税种规模及土地出让收益。到2002年地方营业税比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税种。2006年时营业税在地方税收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3%(排第二的企业所得税比重为18.1%)。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种,这就使得加快城市扩张以扩大建筑业、房地产业营业税的规模成为地方增收的当务之急。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在增加财政收入动机的驱动下,地方政府2002年以后对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在同期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称之为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以地套现”,认为这符合金融资本异化于一般产业之后与地产结合的需求,客观地推动了城市扩张。首先带动的就是房地产业的暴利,使其“成为政府偿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巨额贷款和实现土地出让收入的通道”,成为过剩资本争先恐后涌入的领域。继而,在基本建设和房地产的带动下,相关的产业投资也如火如荼,蒸蒸日上。自2002年以来投资在新增需求中始终占60%的份额。

这样,以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的第三轮圈地运动为肇端,便逐渐形成了新世纪以来基于“高圈地”的“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2002年开始地方财政赤字急速增大)。加之,中央层面的过剩金融资本在投机市场上的积极推动,便带来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高涨。

城市化进程的十字路口

    未来10年中国将出现的另一个11点位,是城乡真实人口比,这同样非常关键。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面临两条路,是继续走美国版本的盎格鲁-美利坚模式,还是德国版本的莱茵模式,还是创新型的东亚模式?走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的“美国梦”道路,能带来生产力和金融化的制度“创新力”的释放,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由此带来的需求之旺盛,对人类可持续性之挑战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中国对资源的饥渴已经引发了全球各国的普遍担忧。

当今世界格局是“二八”开,中国占全球人口的20%,如果中国全面进入现代化就意味着世界将改成“四六”开,而40%的人进入现代化,以这个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容量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因此,按照美国或者说西方的模式进入现代化,并不是中国可选择的道路。

此外,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建国以来60年发生过的经济危机都是以地域辽阔的乡村作为载体的。因为危机发生时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力失业导致社会性动乱,而中国最大的人口池和劳动力池在农村,因此,农村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载体。目前激进的城市化态势,虽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流趋势,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得已地只能以一国之力来防范全球危机的国家来说,却是不可取的。中央政府切不可过度加快城市化。当城乡人口比例达到11时,这个点位的轻易打破,很可能会加大应对危机的制度成本。

更多分析,请关注温铁军教授新书《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请关注东方经济评论官方微博)

中国改革系列书系:

《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著名学者王福重:未来十年中国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公平) 

《危机中的中国思考》(国务院参事夏斌:华尔街金融危机与21世纪中国未来改革的思考)

《中国的强国战略》(直戳中国软肋,指出中国通往强国路上的艰难险阻。)

《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以改革亲历者视角回顾改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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