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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新供给主义积极人口政策   

2013-09-24 17:52: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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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新供给主义积极人口政策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从十八世纪开始,在鼓励生育和移民的政策刺激之下,美国人口从1700年的25万增长到现在的3亿,300年间增长1000多倍,同期欧洲只增长5倍。目前美国出生率维持在2以上,而欧洲和日本分别是1.41.3。据估计,到2050年,美国还将选择性的引进1亿高素质移民,这也是美国维持霸主地位的重要保障。

英法德三个邻国的人口战略更具比较意义。公元1500年,法国人口为1600万,英国400万;300年后,英国人口增长4.1倍,而法国人口只增长了1.7倍;算上外移人口,近500年来,英国人口总共增长53.5倍,法国人口只增长不到6倍,这也是为什么英语一统天下,法语偏居一隅的重要原因。另外,在19世纪的100年间,德国人口从与法国基本相当到超过法国的50%,而同期法国在与德国的历次战争中几乎无一胜绩。

近代的中日俄三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也与上例类似。中国人口从19世纪初的4亿增长到1950年的5.5亿,同期日本人口从2700万增至8320万,俄国人口则从3500万增至1.81亿。在此期间,中国在与其他两国的战争中屡次败北。

从上述大国兴衰的案例中可知,一个人口增长缓慢,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国家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当前的日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日本政府自2000年之后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令很多计划生育支持者费解的是,一个人口密度两倍于中国的国家,为什么竟然在鼓励生育?其原因在于日本人已经普遍认识到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源正是人口持续的老龄化。195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超过5%,其后二十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一直维持在10%以上。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逐步下降,到199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接近15%,此后不断上升至当前的20%,同期的日本经济则经历了漫长的“失落的二十年”。老龄化最直接的结果是造成劳动力的减少,在国际竞争中低成本优势的下降以及社会负担的不断加重,同时日本执行严格的移民政策,导致没有外国的劳动力对日本人口的老龄化进行补充,这样一来,日本经济的衰退就不可避免。据有关研究表明,日本人口结构的重新年轻化需要等到大概2070年前后,为了让这一过程提前,日本必然要大力鼓励生育。我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中,同样引述了法国、德国等国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问题通过大量吸引移民来弥补本国自然生育率低下的案例。

受益于建国以来多年积聚的人口红利,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很大程度上是低成本的人口和劳动力优势,其中出生在5070年代的中国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蓄水池造成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中国工资较长时期保持在较低增长水平。而随着8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出生的一代独生子女们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劳动力局部短缺的局面开始初露端倪,“民工荒”愈演愈烈,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从2008年的1340元上涨到2011年的2049元,四年间的涨幅高达53%。未来,随着“90后”、“00后”独生子女的长大,中国“农民工”阶层将彻底消亡,中国制造业的人口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按照预测,整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将在2020年下滑至70%以下,略高于日本1990年水平,而同时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40%左右。届时相对于人力资本低廉的其他地区而言,我们已经不再有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却又是未富先老了。

那么在老龄化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的今天,中国又应当如何对人口政策做出调整呢?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应当迅速取消计划生育政策,通过重新增加人口红利来延续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但是此举所能够解决的仅仅是中短期内绝对的人口数量增长问题,对于未来可能面临的经济增长乏力难题而言,只是治标之策。我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积极人口价值观——在未来以知识、信息、文化、金融和其他社会服务为财富创造支柱的软财富时代,财富的源泉并不是简单的劳动投入,甚至也不是对自然资源的深加工,而是源自人们思维的财富创造,因此软财富时代的人口价值,不在于人口的数量,更在于人口的质量。所以,中国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政策”,应该尽快过渡到以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积极人口战略”,并进一步提升至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这才是治本之策,也是中国在未来百年能够持续繁荣,具有前提性质的富民强国之策。

提高人口的质量和素质,关键是一系列的观念更新以及与之配套的具体制度的改变。这些观念包括人的财富价值、新的财富观念、人才的衡量标准、新的职业观等等;与之配套的制度包括废除人口控制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重生态财富和硬财富,低估软财富的政策抑制;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等等。

据统计,2009年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而在有限的教育投入中,职业教育的投入比例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的需求,从而制造了劳动力与就业市场上紧张的供求失衡。近些年来中国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另一种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一边是万人争挤独木桥的“公务员热”以及白领的供过于求,另一边却是“蓝领荒”、“民工荒”。

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十多年来,中国高校在教育能力没有大幅提高、生源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招生数量迅猛扩张,全国高校普通本科招生人数从2005年的236万人上升至2011年的325万人,专科招生人数从2005年的268万人上升至2011年的357万人,本专科招生人数合计增幅高达35%。降低招生准入门槛、降低教育质量和准出门槛的结果是,每年把数百万原本是成熟技工的学生转化为“眼高手低”三流高校大学生,结果进入市场找不到工作:一个普通公务员职位上万人考试争抢,月薪3000元的办公室白领岗位大家疯抢,而月薪8000元的高级技工却无人应聘。

因此,未来的中国教育应该尽快走出农业社会的“科举思想”和计划经济“干部教育”等已经过时的教育思想,明确让孩子们知道,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当官,也不意味着必然有好工作。如果没有适合社会需求的技能和创造力,只会考试并且考上大学,教育投入过程不仅是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也是对孩子们的摧毁过程。

新供给主义的积极人口政策核心是人力资本战略,要打破“做官取向”、“白领取向”、“轻视蓝领”的职业价值观;尽快改变长期以来“重知识灌输,轻创新创造”,“重排名,重考分,轻实践,轻素质”的传统教育模式;减少奴性化教育,提倡人性化教育;坚决杜绝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无论是在未来中国还是全球其他地区,最不受欢迎的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培养的那种成长并游刃于腐败文化、只擅长背诵各种知识、动手能力差、创新能力差的人。新供给主义的中国人力资本战略,一方面要学习德国式职业教育,加大向高级技工等领域的倾斜,培育并形成中国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应学习美国式的,以创新为取向的教育,为人类新财富的创造做出应有的贡献。

总而言之,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之下,结合软财富时代即将到来的现实,中国若要延续下一个百年的繁荣从而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要任务就是升级过时的人口战略。因此,客观评估计划生育政策,尽快将单纯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政策转型为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的“人力资本战略”,迫在眉睫。

更多分析请关注滕泰新书《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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