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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户籍垄断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2014-01-07 10:07: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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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学家华生在新著《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示,城市户籍垄断已经成了阻碍竞争、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不破除户籍制度,就无法实现城市化目标。

在人类迈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是以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迎接的。回顾一百年前失败了的戊戌变法,两三百年前清王朝的闭关锁国使具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国在近代逐步落伍,中国确实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在一个重要的世纪之交走上了世界的发展平台。

    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得益于20多年来改革与开放的发展。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是如何的隔膜、片面和幼稚,现在回首,实在是恍然隔世。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最大的成果就是引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为何能够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面貌——它的核心和灵魂就源于它孜孜不倦的推动力——竞争。竞争,这个市场经济最具有魔力的精灵调动了进取的人们心灵深处那块躁动的基因,逼迫惰性的人们必须勉力以求得承认乃至生存。当千千万万的人群被竞争的魔力所驱动,按照满足他人的需要和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而运动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像核爆炸那样社会创造力的裂变。

    垄断是竞争的直接对立物。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也是不断打破垄断的过程,计划经济是对经济的全面垄断,计划经济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一个工厂,而每一个人都是生产线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计划经济中,国家垄断全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垄断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和居住、就业。改革初期的双轨制,就是试图在计划经济控制不力的地方和缝隙之处,引进一些自由定价从而竞争的因素。“文化大革命”是把经济垄断发展到全面的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的顶峰。它要求人们甚至去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要求“全国七亿人民,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是和破除这种思想垄断和意识形态障碍,打破对人的生存、居住与就业垄断和对生产、流通、分配领域的垄断分不开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不难发现,凡是垄断破除得愈彻底,竞争发展得愈充分的地方,就是发展和进步最快,最具有竞争力,人民作为消费者得益最大的地方。反之,凡是人民不满意,停滞落后,缺乏竞争力的领域,一定是垄断因素在作怪。

    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城市户口垄断。

    城市户口垄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相对于资源的人口压力,中国要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的高速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内需不足。这两大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太低。

    在垄断的计划体制下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就业和生老病死负有无限责任,因此国家是根据自己的财政负担能力来调节城市人口水平的。计划经济所必然造成的经济短缺、供给不足和财政拮据使得城市化不得不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到80年代末,我国城镇中的非农业人口——即使剔除城市所辖的郊区郊县广大农村人口,也只是到20%左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普遍在80%以上的水平,也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接近60%的水平,也惊人地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7%的水平)。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分散的农村居住方式占用了更多的土地资源,而分散落后的农民生活方式必然阻碍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极大地压抑了这部分人口的潜在巨大社会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的非农业化有了相当的发展,但“离土不离乡”的户口垄断政策使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严重滞后,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的几千万农村流动人口进军城市和部分小城镇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户口垄断制度和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但是,由于城市非农业户口垄断制度基本没有改变,我国城市化水平并没有显著增加。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受到政策的歧视和挤压,甚至往往成为城市治安和节日安定清退的对象。即使是那些在城市已经有了相对稳定职业的人们,由于收入预期和职业安全的不稳定,由于生存环境和子女等教育条件的相对劣势,他们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需求也是多少扭曲和受压抑的。因此,尽管外来人口已经普遍被认为稳定地占据本地城市人口的30%甚至以上,但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具有流动心态的“流动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显著低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我国合法的或能用市场经济水准来测量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些年来并没有显著增加。截止到20世纪末,按照统计的城市非农业人口,仍在20%左右徘徊,其他10%被列为城市人口的仅是指目前进入城市和小城镇的农村人口。

    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一般道路来看,经济自由(竞争)化,市场国际化、社会现代化乃至政治民主化是和人口城市化同步发展,相互依存的过程。只有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才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内需推动和合格的人力资源供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合法的城市户口的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正好完全倒置,是我国经济结构最大的不合理,是国家内需不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最显著标志(我们今天的城市化的比例甚至还不及1800年英国工业化初期的水平)和贫富差距拉大占比重最大的因素。不能设想(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在一个分散、落后的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能实现小康或现代化。

正如20世纪50年代错误的人口政策造成了20年后巨大的人口压力一样,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户口垄断的政策(这即使在计划经济国家也是很特殊的遗产,前苏联、东欧国家的高度计划经济并没有包括对城市户口的垄断控制,因而它们的城市人口比例大体上是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可能要使我们付出更多的代价。如果我们要实现在新世纪的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那么从现在起就开始规划城市和城市人口的成倍增长,恐怕是不可回避的挑战。

更多内容,请关注华生教授改革系列作品: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在农地已经事实上日益私有化的今天,土地权利之争究竟是争什么?本书以令人拍案叫绝的机制设计破题中国土地迷局)

《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模式,可以有,但还没有。政治改革的焦点,不是主义之争,而是利益之争)

《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从一次股改到二次股改,中国股市从校正制度缺陷到走向规范的变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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