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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城市化不应丢失公民生活与人文理想   

2014-04-14 16:59: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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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徐贲在其著作《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中指出,一说起“城市”,人们一般想到的首先是人口密集、有许多街道和高大建筑物、人群熙攘、商业活动频繁的地方。这固然不错,但是,“城市”并不只是一种居住地的形式,还更是一个与人的身份定位和群体制度有关的“观念”。这个身份定位便是“公民”,而群体制度则是“共和”和“民主”。

 

城市的观念

“城市”的观念与“公民”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古希腊人创造了“公民观念”(citizenship),也可以翻译成“公民性”,它与“公民”有关,但并不具体实指个体的公民,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观念。“公民性”这个观念把属于公民或公众的公共领域从传统的部落、族群或其他亲缘关系中区分开来,形成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公民性是以政治特征为标志的,因此,希腊语的“政治”(polis)也常常理解为“城邦”(city-state)。当然,城邦的范围并不一定以“城”(城墙)为限,例如,雅典城外的“乡村”人口,也是雅典城邦的公民。

现代的城市往往以“人口密集居住”来界定。例如,按照美国人口调查局的规定,城市(即都市,urbanized area)是一个或数个“中心地方”(central place)与邻近周边人口密集地区共同构成的,人口至少是5万。当然,这个界定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

古代的城市是以城墙来划界的,但也以其特殊功能为特征。城市研究专家、瑞典学者斯乔伯格(Gideon Sjoberg)曾这么说:“何谓都市?它是有相当大的面积和相当高的人口密度的一个小区,其中住有各种非农业的专门人员,包括文人。”伯格尔(E. E. Bergel )在《都市社会学》中同样以“非农业”来定义城市:“任何集居地方其中多数居民是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我们称之为都市。”《现代社会学词典》也是一样:“人们居住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并从事非农业的职业。一个都市人口的活动是专业化的,且在功能上是互相关系的,并由一个正式的政治体系所管制。”

古代的城市可以方便地与“乡村”区别开来,但是,世界进入现代以后,城墙拆除了,范围扩大了,再加上农业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如出现了农业产业和农业商贸,城市和都市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今天,“城市”实际上是在“功能”和“法定”这两个意义上来说的。

 

“功能的”和“法定的”城市

功能的城市观认为,一个中心与其周边地区只要起到都市功能,便算是城市。历史的城市观基本上都是功能性的。中国古代对都市的特质定义为一个行政、防卫、文化、生产、交通、保养等各方面都负有中心使命的人类集团。所谓“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都市是政治中枢。《汉书·食货志》中都市二字曾出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市为货物集散、人群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商业贸易中心,都是被理解为商业或经济性的聚落。

在西方,“都市”最早的象形文字为圆圈内加一个十字,其中十字代表道路,将人口、商品及思想聚合在一起,圈则代表壕沟或围墙。而现代的都市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中心地区,聚集着各种技能的人口集团,在粮食的生产方面需依靠外地,通常依靠制造业和商业,以满足市民们的需要。

城市的另一种规定方式是“法定”,也就是由政府规定哪些地方是城市,哪些地方不是。法定地位对“城市”特别重要,以美国为例,法定的城市可以征税、提供各种公共服务、选举政府管理机构的成员等等。当然,在一些别的国家里,城市还享有国家拨款、财政补贴、资源优惠、特别供应,居民有上学、就业的优待和特权,所有这些都是农村地区想都不敢想的。大城市的许多居民反对外地户籍考生异地高考,就是为了独享自己的市民优惠。

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城市都是先功能、后法定的。人类一万两千年前有了农业,所有的人都从事农业。有人说,从有人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城市就开始了。这个说法当然已经离现代城市非常遥远。从有城市开始,城市就一直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有的现代国家让城市享有种种“优待”,也都是权力使然。

城市的权力是等级化的,也是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城市里,对乡村扩散和延伸它的控制,使财富和资源不均等地流向城市。而且,城市的权力总是掌握在少数城市精英手里,他们是决策者和组织者,控制着各种资源和统治制度,操纵别人的生死。他们征税、练兵、订立法律,为的就是维护这样一种权力秩序。再者,城市是文化和教育的地方,城市发明了文字和簿记,商贸发展起来,有了财富,更强化了城市的力量。

城市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斯乔伯格把城市分成不同历史阶段的四个种类,分别是前文字、封建、前工业化和都市工业化的城市。出现城市,开始不过是因为有人能够不直接参加农业劳动,而以别的方式来谋生。到了封建时代,欧洲出现了一些比小镇好不了多少的城市,房屋简陋,街道泥泞。中世纪的时候,由于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城邦扩展了,欧洲出现了前工业化城市,典型的代表就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很发达的商贸、文化,还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随着工业化发展而进入到都市化时代,城市的面貌整个发生了改变,有了宽阔的大街、摩天大楼和商业中心。今天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城市都是最后这一种,而“城市发展”更是完全按照这个模式在进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建筑变得越来越高。

 

城市的异化和市民人本主义

这样一种发展往往强化了城市对人的异化作用,城市生活使得人变得特别渺小、无助、孤独、压抑,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全感。这是一种不幸福的生活。久而久之,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忘记了,“城市”的观念曾经是与“市民”(“公民”)的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只是被动地寄生在城市巨大而冰冷的躯体上,再也不在意没有“市民”便没有城市的道理。

“市民”曾经是共和理想的核心,当好一个市民,这曾经是人的自由、理性和自我治理价值的体现。这样的理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人本主义(civic humanism)中得到了朝气蓬勃的表达。同中世纪流行的“以神为本”不同,市民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介入这个世界的伟大力量,这一人本主义者形成了一种关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民理论。它借用了古典的传统,但同时也扎根于佛罗伦萨的特定城市经验。人本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在《佛罗伦萨赞》(Panegyric to the City of Florence)中,把罗马共和,而不是后来的罗马帝国,当做共和城邦的模范,同时也把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宪政主义者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当做自己的楷模。布鲁尼赞美西塞罗捍卫共和理想与公民精神,崇尚公共事务参与和积极生活的公民美德。这样的积极生活是在商贸和政治活动中实现的,与14世纪之前的书斋、静修、沉思、哲理思辨的人文精神完全不同。财富不再被视为知识或灵魂解救的障碍,而成为提升公民能力和道德的条件。尤其是13891402年间,佛罗伦萨共和国与专制扩张的米兰进行对抗,佛罗伦萨成为自由的象征,市民人文主义也成为佛罗伦萨自由“新人”的思想旗帜。

除了中世纪的意大利共和城邦,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城市生活方式像雅典那么广为世人称道。为什么呢?因为其他那些城市的市民生活方式是与“公民性”脱离的,城市只是一个方便的谋生之地,与人本主义的理想,与生气勃勃的市民精神和好的公民生活失去了关系。

雅典领袖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曾把民主城市对于好的公民生活的意义归结为城邦“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法治”和“平等”对于城邦同样重要,“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

而且,“自由”能使公民相互宽容,“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每一个公民都关心城市生活品质、道德健康和民主政治秩序,这是公民的责任,如伯里克利所说,“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比起雅典时代,现代的公民社会理应更加如此,也更强调“公民”和“公民性”、“是公民”和“当公民”的区别。“公民”(citizen)是一种形式身份,任何一个国民,有一本护照或者一张身份证就算是有了某国公民的身份。但是,“当公民”和“公民性”(citizenship)却不同,它是一种法权身份,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并能自由行使民主公民政治的最高法律(宪法)所赋予他的全部权利时,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公民性不仅要维护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还要坚持“公民责任”和强调“公民风范”,在城市的范围内,不妨也可以称之为“市民风范”。有人把citizenship一字中的ship解释为如“船”那样的载体,“公民性”装载的不仅是权利,还装载着公民的责任、道德、信仰、信誉、修养、素质、自律、人际关爱、承诺、信任等等。这样的公民观念应该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与“好的城市”密切相关的新的城市观念,它向往的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的城市化,也是一种更公正、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的城市生活。

更多内容,请关注《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政治不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而是公民应该积极参与的事业,从而让政治成为“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

徐贲其他作品:

《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徐贲引用旧制度与大革命和1984,从良心角度启蒙公民的自由信仰和公平政治之外的公德和私德,解救社会道德危机。)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在怀疑的时代中如何寻求信仰的自由和自由的信仰,这是一个人人都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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