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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从韩国总理辞职谈罪感与耻感   

2014-04-28 09:01: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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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媒体报道,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于当地时间27日上午召开发布会,称自己应对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负责,宣布辞职,并希望家属能原谅及理解他的决定。由此可见韩国国民中普遍具有的罪感与耻感文化。独立学者徐贲在新著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中,详细分析了罪感与耻感文化的来源和缺乏这种文化的后果。】

 

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Paul Ricoeur)在《恶的象征》(Symbolism of Evil)第三章“有罪”中说,有罪(或罪感,guilt)不等于有“过错”,这是因为涉及过错的仅仅是“惩罚”,而“有罪”则包含了三个可以区别的意义:“从伦理—法律方面考虑惩罚与责任的关系;从伦理—宗教方面考虑微妙审慎的良心;以及最后,从心理—神学方面考虑深受诅咒和谴责的良心。刑罚以古希腊方式合理化,伦理意识以犹太方式内在化和细腻化,人的苦恼意识以保罗教义方式受辖于律法和律法书——这些都是有罪概念所具有的三向分离的可能性。”

对缺乏基督教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三者的关系中,最突出的也许是“古希腊人的合理性”与“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宗教狂热”之间形成的差别。在理性的罪感中,没有伦理—神教的契约,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上帝与人之间的那种人化个人关系和盟约。因此,罪是可以在城邦中起诉的,起诉一个人,根据的是城邦中绝大多数人的伦理观。当然,这个过程仍然可能包含某种宗教意识,因为城邦保留了“供神”的大事;它在古典时代还保留祭神事务,以致不义一直与不敬神同义。反过来,在希腊说到不敬神,乃至不洁,也总与不义有关。无论从哪一头开始,纯洁、神圣和正义这三个要素在古典时代鼎盛期都是不断相互渗透的。这样的伦理来自于绝大多数人的“自然本能”,也就是直觉的道德良心。

弗洛伊德把罪感看成是“自我”(ego,理智)与“超我”(super ego,良心)之间交战的结果。良心是一种直觉,例如,凡是人都会在良心里把“弑母”“弑父”“杀人”视为一桩罪恶。而理智则是辩解和推理的过程和结果,理智可以与良心相对立,压倒良心,但并不能消除良心,结果便产生了罪感。弗洛伊德不同意把“罪感”仅仅看成是害怕上帝对做坏事的惩罚。这是因为良心对一个人的错误行为有谴责的作用,就算上帝不惩罚,良心也在惩罚他。

在中国,许多人对罪的感觉和观念常常是紊乱的,因此长期处于一种难以自拔的失调状态。一方面是没有罪而被强迫认罪,最后觉得自己真的有罪,处于完全被外力洗脑、操控的状态。另一方面,却在有罪的时候良心并没有什么不安,根本不觉得有罪。不该觉得有罪的时候觉得有罪,这是一种心理疾病,诱发和造成的因素往往在外部。同样,该有罪感的却没有罪感也是一种心理疾病,诱发和造成的因素也往往在外部。

心理学把该有罪感却没有罪感称作为“精神病态”(psychopathy)。精神病态是指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后不仅没有罪感或悔意,而且还振振有词地有一套辩解的说法。例如,2012年,在北京的保钓游行活动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因观点不和,两次打一名80多岁老人耳光,当时就称这位老人是“汉奸”。这也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理智)与“超我”(良心)之间的一次交战。如果他在内心完全不觉得年轻人打老年人是一桩罪过的话,他就无需把那位老人说成是应该挨打的“汉奸”。在他的辩解中,打老人成为一件理智(其实可能只是情绪)告诉他应该去做的事情。而在事后,他仍然拒绝悔过,还是把错误责任完全推到被他打了的老者身上。心理学家埃里克·伯恩(Eric Berne)称这种反社会的道德感为“道德精神失常”(moral insanity),是完全丧失了罪感的结果。但也有不同意这一说法的心理学家,如派屈克·卡斯门特(Patrick Casement)便认为,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在下意识中还是有罪感的,他们为自己多方辩解,把责任推到被伤害者身上,正是为了摆脱这种罪感的重负,以求得内心的释然和解脱。

韩德强是当事人,他之所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还可能有理智与良心交战之外的利益理由。心理学家指出,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当事人身上的“精神病态”,有时候在非当事人身上也会出现这种精神病态。例如,不少为“反右”“大饥荒”“文革”辩护的人,他们拒绝承认这些运动的错误,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当事人,而是出于别的原因。他们当中的教授、学者否认历史的错误可能是为了做出某种讨好权力的姿态,也可能是在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学术见解”。他们的内心是不是有某种“良心”在告诉他们,造成千百万人苦难甚至死亡是一种罪恶?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海尔·纽曼等心理学家所说的,无论是道德良心也好,道德理智也罢,他们的观念和判断都是完全孤立、自私、自我封闭的。这样的人不能与他人结成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人际纽带关系。其实,他们要体会受害者的苦难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扪心自问,“我要是处在他们的境地,我还会为这样的罪恶辩护吗?”便可以了。

承认这些运动错了,实质上并不是“有错”,而是“有罪”。“有错”会涉及惩罚,但是,今天反思和评价这些运动,并不是要追究具体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罪责,而是要认识到,这些过错是一种对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漠视和侵犯之罪,只有认识了这种“罪”的性质,才可能真正对人的生命和尊严有所珍惜,以期在未来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中国人现在要求日本人对侵华战争时犯下的罪行有所反省和承认,同样需要对“有罪”与“有错”有所区分,同样也不是要把某个人或某些人送进监狱,而是要日本人自己知道,以任何理由残害和杀戮无辜的他人都是一种极大的罪过。

 

更多内容,请关注徐贲新著《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引用旧制度与大革命和1984,从良心角度启蒙公民的自由信仰和公平政治之外的公德和私德,解救社会道德危机。)

徐贲其他作品: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政治不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而是公民应该积极参与的事业,从而让政治成为“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在怀疑的时代中如何寻求信仰的自由和自由的信仰,这是一个人人都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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