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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民主在中国与时俱进  

2014-05-15 08:59: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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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产生了很大的危机,但追求民主的努力不会停止。民主制度仍然具有很多优势。从根本上说,较之其他政治体制,民主或许更符合人性。在其巨著《历史的终结》中,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正是从人性这个角度来论述民主的。再者,民主也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追求的价值的一部分。不管民主已经产生了多大的问题,或者正在产生更大的问题,对非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民主仍然是一个需要追求的理想体制。不过,人们也不能排除追求与现有西方民主体制不同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建立一种既能符合人性,又能避免现有民主很多缺陷的体制。

    在其巨著《历史的终结》中,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正是从人性这个角度来论述民主的。

    民主的未来在哪里?这里没有统一的答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需要做出另一种选择。要改善西方民主,西方必须改变其伪善的一面。西方现在主要把西方民主的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外在的因素,既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非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生和发展,也包括像中国那样被西方视为是新型权威主义政体的出现。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和其他权威主义政体,对西方民主构成了威胁。正如西方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自身一样,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也来自其自身的缺陷。再者,尽管一些人也看到了自由主义民主衰落的内在原因,例如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衰落,或者2008年金融危机给人们带来的对民主政府的不信任,但这些内部因素也只是表象,并没有涉及到西方民主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民主也需要与时俱进

 

如同任何政治体制,民主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仍然是对的,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西方民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民主的形式就要发生变化。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所面临的,是其政治结构和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刻矛盾。

    首先,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结构最为重要,因为这基本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决定了民主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主体。如果民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拥有一个有利于产生中产阶级的经济结构。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经济结构,西方必须花大力气来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现在的产业结构是富豪-穷人结构,即绝少数人掌握巨大的财富,而大多数平民则没有足够的收入。这个结构不仅产生不了中产阶级,而且在摧毁着传统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当然,与此相关的是全球化。全球化为资本所推动,其所产生的好处也流向资本。西方社会越来越分化。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是不会有高质量的民主的。

    同时,西方也必须改革社会政策。西方社会政策或者说福利政策在实现社会公平、保护中产阶级和稳定民主秩序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没有社会政策,不仅资本主义,西方民主也很难生存。历史地看,社会政策既是对资本主义产生弊端的反应,同时也可以说是社会政策拯救了资本主义。不过,今天西方的一些福利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福利制度的极端化并不是因为福利制度本身,而在于“一人一票”之下的政治民粹主义。道理很简单,“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要求“一人一份”的(经济)贡献,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要实现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之间的平衡,但在现在的福利体制下,人们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来获取“一人一份”的社会权利,而“一人一份”的经济贡献则被大大忽视。在选票决定一切的情况下,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私利,拼命许诺选民,导致了用政治权力来重新分配公共服务,既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也培养一部分人“不劳而获”的意识。如果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不能回归平衡,民主很难回归正常运作。

    要改变这种情况,西方的政治精英必须从选票民主中脱离出来。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或者说表达民主的一个程序,民主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容。这一点上,西方似乎还须回到近代以来人们一直所注重的政治“美德”。在大众民主之前,西方的民主实际上是选拔制度和选举制度的结合,先选拔好一些具有“美德”的候选人,然后交给人民选举。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美德”已经衰落,变得毫无价值,因为选票而非“美德”规定一个政治人物是否是“精英”。在这个领域,西方民主也可以向东方的任人唯贤制度(meritocracy)学习。在任人唯贤制度下,候选人的素质要包括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决策能力、清廉和个人美德等方面。只有在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之后,才可以出来交予人民选举。强调“美德”,也可以促成政治精英之间重新达到共识,而无需诉诸民粹主义,讨好选民。精英之间的共识政治,可以促成政治人物去考量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从而实现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非西方世界面临着不同的民主问题。民主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世界,也就是说,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往往不是内生的。在非西方世界,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不相吻合。很多国家的民主问题,都是因为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民主往往是低度的。尽管存在着各种西方式的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从来就没有运作良好。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制约得了政治精英,民粹主义泛滥。同时,也没有政治精英来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一直处于低水平。多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沦落为党争,各自挟持自己的支持者,不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而是为了多分一块本来并不是很大的经济蛋糕。因此,腐败、政治激进化、无政府、暴力和贫穷都是这些民主的常见现象。

    很多发展中民主已经深深陷入低度发展和低度民主的恶性循环之中。无论是从西方的经验还是从后发展中社会(例如亚洲“四小龙”)的一些成功经验来看,要逃避这个循环,政治精英还是关键。这些国家的民主本来就是由政治精英引入,民主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得由政治精英来解决。政治精英之间不仅要对权力分配方式达成共识,更应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达成共识。人们必须意识到,民主从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能欺骗老百姓,说只要有了民主,经济和社会好处都会随之而来。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都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所需要的。没有这些,民主便会走向反面。不过,这些已经陷入低度发展和低度民主恶性循环的发展中国家,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并不容易。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已经长期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没有发生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国家很快能够跳出这个循环。

 

中国须建设自己的模式

 

因此,在非西方世界,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还没有步入西方民主的国家的政治选择。这里,中国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必须发展和建设自己的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去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中国必须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其他国家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不过,要强调的是中国模式不是反民主模式,而应当是一个民主改善模式。西方很多学者和政治人物,视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为对立面,好像中国是“反西方”的。这种观点还是《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即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最后的政体形式。中国不学西方模式并不表明中国是“反西方的”,而只是意味着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民主模式。再者,中国模式也并非要取代“西方模式”,而只是意味着“中国模式”可以成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

    尽管中国模式仍然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总体来说,这个模式已经成形。概括地说,如果说西方多党制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开放的一党制便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具有几个特点。在政治层面,这是一种精英政治,不同类型的精英都可以进入现存体制,分享政治权力。政治过程是开放的。因此,党内民主变得非常重要。同时,这种内部多元主义不要求政治人物诉诸于选票,因为领导人的产生更多的是依靠选拔,即任人唯贤制度。这就可以避免极端的民粹主义。内部多元主义也能产生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例如通过内部的分权和制衡、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的限任制、年龄限制等等。从经济社会层面来看,内部多元主义首先是把诸多的社会利益内部化,让它们进入现存体制内部,来协商解决。它不仅要考虑到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到不同社会经济功能界别的利益。反映到体制层面,内部多元主义不仅要类似西方的人口比例代表制,还要反映功能界别利益的制度(在中国表现为政协等制度)。

    内部多元主义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均衡,从而是这三方面权力的均衡。这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能够在均衡条件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西方民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全球化使得政府丧失经济主权,资本处于高度流动状态,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无法对资本的权力构成有效的制约。同时,“一人一票”的制度大大强化了社会权力,一方面促成政治人物走向民粹主义,同时通过“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力获得的“一人一份”经济好处,更使得国家经济不堪重负。这三方的任何一方都想理性地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最终的结果是使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最小化。

不管西方多么反对,中国仍然会追求自己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就民主来说,今天的世界已经呈现出了两大趋势,一是民主化,二是民主形式的多元化。不管西方世界多么反对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形式,民主形式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这是一个开放和多元的世界,也必然是一个多元政治制度的世界。这里,重要的是多元政体的共存,而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任何一个政体都需要竞争者,否则不仅很难进步,反而会急剧衰退。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在竞争中就会出现较好的政治体制。

 

郑永年教授关于中国改革更多观点,收录在《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郑永年、高尚全、郎咸平、林毅夫、樊纲、华生、李稻葵、张军、巴曙松、贾康、温铁军、邹恒甫、汪丁丁等13位中国权威学者,以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为视角,为读者一一揭开隐藏在《决定》条文背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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