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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宁:官与民岂能恶性互动   

2014-06-13 08:25:18|  分类: 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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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权利被侵害而上访、请愿、抗议,原本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但在国内却深戒恐惧,截访、围堵、抓人引发的官民冲突此起彼伏。领导干部的维稳学习班,党校里一期接着一期在办,应对突发事件的专门机构与联动响应机制,也越来越健全了,但本应良性互动的官民关系,却时常发生恶变,变成酿出人命的暴力事件,为什么?说来话长。

2004 年夏天,在白金汉宫侧门,我亲眼看着示威的十多个英国民众与警察扭做一团,被以“违警罪”悉数抓走——假如国内也有“违警罪”的话,被捕者也会增加。示威者被抓你在西方电视里常见:被捕者高喊口号,但束手就擒于一只白色尼龙细带,

绝不反抗。为什么心不服口不服但肢体伏法?因为被捕者知道,警察依法抓自己是对破坏秩序的执法,并不是要镇压游行示威;因而,民众对官员有抗议却没仇恨。

你知道国内不是这样。国内罢工、封门、堵路甚至抬尸请愿,都是交涉无果、耐心尽失后的抗争。被逼无奈还要被抓,能不火上浇油,能不激起民愤吗?试想,走上街头原本已经是他无路可走的绝望之举,你又围堵抓捕,他能不悲愤莫名,以死相拼?敌意与仇恨,由贪渎不公引发,又被野蛮打压激化,是人治不同于法治的区别。

同是表达抗议,同是被打、被抓,在西方社会,是习以为常的官民博弈游戏,是政治感冒的发作,像是街头喜剧在常演,而在国内却激化为冲突悲剧。国内的请愿是平日冷漠与愤懑的厚积薄发,抗议是没有退路的孤注一掷。结局往往是官民两败俱伤、满盘皆输,是难抚平的伤痛和复发的隐患。同是维权,同是抗争,中外怎么会如此不同?

有网友发问: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信访不信法?算是问到了实质。为什么?因为问到了官民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特点,也就问到了人治的内在矛盾。公民维权与政府维持秩序,原本应当在法律与制度轨道上良性互动,怎么像是一对离不了又见不得的捆绑夫妻?还能浮现出反叛与降服,甚至造反与镇压的魅影?

其中原委,不仅有历史遗传,还有陈旧理念的作祟。所谓陈旧理念,是说党校的学习并未与时俱进,一些官员仍未告别“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教条。官民关系被解释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的陈腐政治理念。假如官员用这种理念维稳,维稳就容易蜕变为降服与镇压;假如民众也用这种理念维权,维权则容易蜕变成起事或反叛。但维权与维稳不能良性互动,更多还是人治必然治人的陈旧体制在起作用。人治体制之下,“官贪民刁”(龙永图语)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

为什么?因为“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黑格尔语),官与民之间两千年遗传的互相猜疑、互不信任是明摆着的。

按理说,对于各级政府门前上访的、告状的、静坐的、请愿的渐成常态,人们不但不必害怕,反而应当高兴才对。为什么?因为民意能充分表达,权利能随时伸张,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是福不是祸,对不对?官与民之间通过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等对话、谈判与博弈,各得其所并相安无事,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从官本位社会到民本位社会,从官贵民贱的身份社会、权力社会到职业社会、权利社会的进步。

因而,中国民众告别“民不与官斗”的千年敬畏,由“千人之诺诺”变为“一士之谔谔”,开始像西方民众那样,理直气壮地依法示威、大声抗议,尖锐问责、大胆批评官员,不啻是个值得庆幸的历史性进步;然而解剖每一起群情激愤、民意沸腾的冲突事件,你总能看出“妒官”“仇官”的病兆,总能挖出“畏官”“贿官”的病灶。这些你在西方社会看不到的病态,都是中国人的历史遗传。

1987 年秋,从习惯于歌颂领袖、敬畏领导的本土初到日本,我曾讶异于日本学生对政治人物的大不敬:“谁当首相,还不都是政客们争来争去?其实,谁当不都一样?都不是超人,能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几所大学座谈时,我听到日本学生们有不满、有批评,但没有敌意、没有嫉恨,国内则不然。国内凡是畅所欲言的私下场合,对官员的不满与嫉恨共生,批评与敌意同长,大家是耳熟能详的:从中你既能听出私怨与偏见,也能听出对为官的同乡、同学、同事的不忿也不服,甚至能听出“嫉人福,幸人祸”的魅心。1992 年下海的干部,都有不得不掏出买路钱去贿买拦路设卡官员的经历,也都有老百姓对于当官的表面上敬神、实际上哄鬼的体验。破财免灾的说法,最能代表敬神即怕鬼的实质。

譬如你刚去某官员家里送礼还一脸恭敬呢,出了门就恼羞成怒:“花我钱的不得好死!”——不是活脱脱一幅官贪民刁的真实写照吗?

为什么会有“官贪民刁”的恶性互动?因为官民同根,谱系一家嘛。所谓官,不就是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老百姓吗?所谓民,不过是渴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候任官员罢了。中国古有“富不为官”一说,潜台词就是“贫则当官”——出身越是卑贱的草根一族,越是执迷于当官掌权,鸡毛上天。近代以来取消了科举,做官也没了障碍,靠血亲、人脉、小圈子与人身依附飞黄腾达的,比比皆是。但凡一个人,只要你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又能卖身投靠,“向上爬”并不难。“向上爬”作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标,支持了“一朝有职级,终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潜规则,也支持了“一阔脸就变”“富易妻,贵易友”的潜规则。国内这种官贵民贱、权大法小的常态,与西方官员“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常态,不是大相径庭吗?

国内的“官治、官有、官享”状态,是官民奉行同一个价值观与行为规则的结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类人格缺陷的结果。“中国通”司徒雷登认为,“罗素把贪婪、怯懦和冷漠列为中国人最坏的缺点。与各国人民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恶行和弱点对照起来,我倒要把互相忌妒、互相猜疑这两点作为更具代表性的中国人的特点”(《在华50年》)。你不得不承认,司徒雷登概括的“互相忌妒、互相猜疑”,的确点到了本民族劣根性的穴位上。

这就是说,贪婪、懦弱与冷漠,以及更具中国特色的相互妒忌与猜疑,官与民之间谁都没有专利,谁都不能幸免。

也就是说,不独官员,老百姓也贪婪,也冷漠,对不对?不独老百姓,官员也懦弱,也猜忌,对不对?略略翻检一下历史,你发现官民之间源于相互猜忌产生的手足相残、同根相煎,早已是个习惯性动作啦。

在华生活了22 年的另一个“中国通”史密斯发现,官方常会猜疑“所有的团体都想秘密谋反”,民间则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的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了”。一百多年过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这一类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吗?淡化了吗?没有吧?

你发现官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诈欺,早已成了中国社会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溃败的主要病兆: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处处要签免责条款。师生之间缺乏信任,课后很少沟通交流。邻居之间缺乏信任,不敢托付任何家事。买卖双方缺乏信任,违约条款多过交易条款。陌生人之间缺乏信任,问个路都得有所选择。假如官员妒忌了民企老板的炫富显贵,不去横征暴敛,也会敲诈索贿吧?反过来,假如民企老板艳羡了官员的威风凛凛,能不用一掷千金的豪车别墅去攀富比贵吗?总之,官民之间缺乏信任,误解就接二连三,冲突也遍地开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鲁迅,之所以要用“最坏的恶意”这个词,就是指中国人“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的心魔。

与时常抨击官场病的朋友辩论,我时常提醒他反躬自省,官场的毛病绝不是官员独有的,都是老百姓的毛病被携带进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因为官强民弱而抨击强者,宽宥弱者,却没有认定道德上民良官劣的理由——凡苛求于官的,老百姓也可以反求诸己,凡抨击官员的,平民也应当自我检讨。譬如你批评某些官员喜欢“有大不说小,有好不说坏”地自我表扬,喜欢文过饰非、隐恶扬善地浮夸成绩,规避问题,都没错;但你也不妨反省一下,包括自己在内的身边亲友,哪个不喜欢这一套呢?譬如你批评某些官员习惯于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习惯于维护其一贯正确,很难低头认错,也没错;但你也可以反求诸己,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人,哪个不犯这类毛病呢?你批评某些官员揽功诿过,滚刀肉似的耍滑头,老百姓里不也盛产这类德行吗?你批评某些官员言而无信,口惠而实不至,老百姓里不也不乏这类人物吗?你批评官员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能虚怀若谷,从善如流,那么试问,老百姓里又有几个人“大肚能容”,听得进去不同意见呢?

所以说,官员身上的毛病,原版往往都在老百姓那里。发作于官场的病兆,病灶原本就在民间。你不仁我不义,良民“不良”与为官不善,这一对恶性互动的难兄难弟,不过是历史恶习的双胞胎罢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把中国人同室操戈的内讧、内斗与内耗称之为“窝里斗”,点出了争斗双方同执一套理念,同奉一套价值,同走一条路径的特质。也就是说,“窝里斗”是“兄弟阋于墙”的亲缘家族扩展到单位、社团、政党、国家的。家族内为什么会发生“兄弟阋于墙”?为什么中国人的内部争食总是比外部觅食激烈?为什么总是把分蛋糕弄得比做大蛋糕重要?为什么总是热衷于权力财产再分配的游戏?奇怪吗?也不奇怪。

“窝里斗”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如前所述,传统的生存方式挫伤了中国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能力,内部争食代替了外部觅食,“窝里斗”就成了一种谋生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显然是外攻乏力,才转而同室操戈的。空耗人生智慧与精力在内斗上,无疑是钻进了蚁虫争食的怪圈:越是内部争食,越是无暇外顾;越是无暇外顾,内部资源就越匮乏,也就加剧了“窝里斗”——从一个家族到一个利益体,再到一个族群,你发现利益双方的恶性互动,不过是一种逆向的生存竞争,一种低级野蛮的游戏规则罢了。

对于此起彼伏的官民冲突,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寻根溯源:广义的官民对立与恶性互动,本质上仍是一个民族的内斗,一个国家的内争、一个社会分裂的表现,性质不能说不严重。人治必然治人。作为公共秩序与公民权利的维护者,官员本应支持、协助公民维权的实现,实际上却常常站到了侵夺、打压民权的对立面上。因而,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与互有敌意,根源还在于人治制度。

两千年来官民相视如寇仇,遗传了“官贪民刁”的恶性互动。中外对比,同是示威请愿,国内怎么会多出那么多嫉恨?同是维权与维持秩序,国内为什么会弄到鱼死网破?中国人信访不信法的发问,已经揭示了谜底: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依靠制度与法律解决,还是由于权大法小,人治胜过了法治。

因而,弥合冲突,医治内伤,绝不是平息了突发事件,安抚了闹事群体就能解决的。跳出官民对立与冲突的周期律,必须推进政治改革,变人治为法治。

 

本文摘自“眼光毒、文笔俊”的资深作家杨连宁新作《戒急: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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