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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中国企业为何失败了两千年?  

2014-06-23 09:39: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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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70后,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IBTimes中文网总编辑,FT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不合时宜的阅读者》


    我之所以喜欢吴晓波,包括他曾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企业史笔记”专栏,端在于他研究财经,文章中却并没有一股子金钱冲动,反而,其间总是充盈着对制度的诘问与人文精神的慈悲。

    《浩荡两千年》自然也不例外。书中梳理了缘何在两千年的文明中,中国的企业总在王朝的政令中沉浮,“从来没有当过主角”。而如同在《激荡三十年》中所论述的一样,中国企业总是背负沉重的原罪:几乎所有人的发家史,均和政府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关系。中国企业说到底乃是风箱老鼠,被政权视同家奴与钱囊,而民众仇富成性,王朝变乱之时,“打土豪分田地”首当其冲者便是他们。

    吴晓波的书显然是有锋刃的。恰如其在前言中言辞犀利道:“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而两千年中国企业的血泪史,便是王朝政权如何砍杀与羞辱企业家的历史。时光演进至今,福布斯富豪榜上众多名字如同流星划过,不就是历史戏码的重复上演?

    然而,现象与结论昭然,洋洋300页看下来,我却颇为迷惑。吴晓波明确指出,中国工商业在世界范围内亦是早慧,而早在春秋战国之时,重商也是国家政策,管仲范蠡都曾有扶植企业政策,为什么反而到了其后,国营企业的兴盛与贬抑私人企业的歧视愈演愈烈?难道中国人天生仇视企业与企业主?

    吴晓波是我复旦新闻学院的同门师兄,我便算是僭越一回,提出一些见解,算是对师兄的质疑与请教吧。

    我以为吴晓波在书中非常准确地指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与补足国库所需,乃是长期贬抑与剥夺私营工商主的一大肇因。然而,这依然是现象,而不能说明中国政权对于商业天然贬斥的根本原因。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跳出纯粹企业与财经的视角,而代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1997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贾瑞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曾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地理。他认为,中国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大陆孤岛。其北邻极寒、西靠高原,南面是无限延伸的海与岛,而东面则是浩瀚太平洋。在这个孤岛之中,是从南至北几乎贯通的连续耕作地。而欧洲则整个是破碎的地形,在地理上几座高山将欧洲分割成了几个大块。地理条件造就了宿命式的结果:大陆孤岛形成了统一国家,而欧洲地形导致了地域分裂。

    这与商业有何关系?欧洲由于地形的破碎,除了偶然性因素包括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现之外,其多数的时间内,乃是分割成不同的政权。任何一个小政权都无法依靠本身的资源形成独立的供给系统,于是商业交换成为必然。商业停滞意味着国家的衰亡。在长期的博弈中,商人拥有了与国王对话的权力。

    而中国庞大的孤岛与连续耕作地的现实,其物产与资源的丰富程度,使其在系统内形成了充足的物品供应,无假外求。因此,所谓辉煌的丝绸之路,所进口的产品根本也是与国计民生基本无涉的产品。在中国,国际商业交换并非必然。

    西、北异族的入侵,边疆缺乏天然屏障的事实,使安全成为这个连续耕作区的第一需求,因而中国一直有着统一国家的内在冲动。统一国家意味着大一统管理。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控制能够保证长效的安全,资源的分散反而是对安全的威胁。因而,对于中国而言,大一统的国家管理方式,乃是符合其地理区域的根本特性的。于是,在中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工商业的发展是末梢,而非根本。这也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共同认识。

    自然,大一统政权有其自然发展路径,越往后,越内生,越闭塞,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从思想层面。吴晓波书中所一再提及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与博弈,都不过是大一统政权不断自我调适和完善的过程。至明清之际,专制制度臻于极致,闭关锁国成为现实,不过都是这种制度模式的内在逻辑。

    看起来这是地理决定论,然而符合科学论证。

    但是,奇怪的是,恰如吴晓波在书中所提及,中国的工商业每过一阵子,都会有一场爆发。况且,中国的工商业发端,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已达盛景,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乃是中国工商业的一株奇葩,到后世,也未见工商与企业如此自由与繁荣的景致。这又如何解释?

    初民时期,大一统国家并未形成。周朝末期的春秋战国,王国林立,各成一体。这就如同欧洲的常态,每一个王国无法形成独立的供给系统,唯有依靠商业。因而,此时企业壮大,商人常可与国王博弈,就在于商业决定国家之命脉。其后的历史,每每分裂就意味着工商业之壮大,愈分裂,工商愈繁荣,商人愈坐大。一入统一国家,商人便如同猪羊,任人宰割。沈万三乱世致富,敢与朱元璋笑对;而其子沈文度和平时期匍匐见官祈命,不正因为如此?

    因而,中国两千年来,工商业地位命悬一线,企业家依靠寻租官家求得生存,国营企业掌握命脉资源,自有其国家发展的逻辑性,而并非中国官悍民愚或经济学术的落后所致。

    论述至此,我也并不认为这是对吴师兄论著的否定与推翻,而毋宁是推理与演进。

    在行文至明清时,吴晓波考证:“明朝末期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亿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25亿两……一位葡萄牙商人写道:‘白银在寰宇之内四处流动,最终皆集于中国,就如同是江河入海一般,一去不归’。”

    地理大发现的结果,使全球的资源流动,以往不是必须交换的产品,如今成为必须,例如中国的茶叶,直接导致了北美革命。因此,全球性的商业交换成为必须。中国出产的物品,成为别人市场的需求。此时,全球市场已容不得你独善其身,要么自己打开市场,要么被人逼着打开市场。鸦片战争说到底,不是一场要求政权的战争,不过是一场要求市场开放的战争。中国两千年的自给自足经济必须打破方才适合历史需求,然而大一统国家的惯性与全球市场需求的张力撕裂,遂有其后种种。

    中国商业演进至今日,依旧扭捏不肯进入全面开放,其终极表现就在吴晓波所指出的官商博弈。市场发展要求产权独立,商人有权自主生产,并且对商业政策制定具有发言权。可惜中国依然停留在两千年大一统惯性之中,以为依赖国营、充足国库便足以对抗世界。但是国营企业所售卖的依旧不过是资源性产品,其根本的惰性与市场反应之不足,必然无法与私营企业一较高低。因此中国目前之繁荣,不过一是人口增长内生市场扩大使消费品生产繁荣,二是资源出卖(包括劳动力)保证了外贸优势。但因此,中国便一直处于全球商业生物链底端,无从进化。

    若中国敢于面对不过是一大陆孤岛的现实,从而融入全球商业交换的现实,充分开放私人工商业的管制,并赋予企业以与政权博弈之权限,予以地方充分的自治权限,方才能够打破两千年来工商与企业兴衰浮沉之魔咒,而中国由是才能真正融入世界市场,摆脱全球商业底层困境,安全与稳定才能彻底实现,所谓中华复兴,才有可能。

    洋洋两千年的中国工商企业史,说到底其实也就是政治史。其融结政治制度与国际、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业、民间与个人,环环相扣。国家发展的逻辑,与历史偶然性的剧目,此起彼伏。记忆的目的,是为了今天更好的生活。而设若我们寻找到了历史的逻辑却顽固不化,结果又会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两千年可供失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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