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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伦敦金融城里的华人精英   

2014-07-14 10:14:49|  分类: 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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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曾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2011年“中国新闻奖”获得者,2013年初离开媒体界,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著有《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初到伦敦,走进泰晤士河北岸一个简称为“城市” (the City)的地方,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个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古老街区就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这里有全球最大的国际银行业务量、外汇交易量、国际股票交易和债券发行量,远远高于偏重国内金融服务的纽约和东京。在那里工作的金融精英不到40万人,却能在弹指间牵动全球数十亿人的经济生活。10年前,在这里的中国人还是寥寥无几;现在,却有超过1000名中国人在此打拼。中国人数量在伦敦金融城的增加,不仅为这个“城市”添加了最需要增补的国际色调,也在悄然改变西方主宰了近500年的国际金融规则。

 

少年老成的华人精英们

 

我托不同朋友介绍,采访了十几位在不同金融机构工作的华人精英。在广泛接触中,发现了一些共性。大多数人在伦敦金融城工作时间都在4年左右,都是当年在英国留学后留下的。有个别达到七八年工作年限的,已升为本金融机构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些金融精英在伦敦大多从事分析研究工作,比如,设计交易模型等。据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数学、物理等专业的功底非常好。

他们许多都不到30岁,却少年老成,具有丰富的阅历和极广的国际视野。我与一位来自全球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谭姓分析员交谈,发现其对任何话题几乎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全面的思考。比如,谈到经济时,他断言“如果中国经济完了,世界经济就完了”;谈到一些大题目时,他会习惯性地用“呃”音稍加停顿,以示思考片刻再作答。从相貌和言谈举止看,我一直以为他至少应过而立之年,一问才知刚刚23岁。后来听说,这位谭先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被称为“大牛人”,几乎门门功课都得第一。

通过这些金融精英,我也总结了几点“混”在伦敦金融城必须具备的素质。最基础的是流利的语言能力,必须有与当地人差不多的水平,而且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背景;其次要对伦敦金融城内的公司需要怎样的雇员心中有数,然后是要有社会和文化适应能力,要有足够多的当地朋友,融入当地文化。

有人还说,金融城和英国大学的象牙塔完全不同,在国际性的人事斗争中被排挤出的华人天才不在少数。中国人必须懂得保护自己,比如,每天工作时间至少要十几个小时;刻意加班,以便在公司树立起刻苦的形象;保持谦逊,但也要老练处事;要积极进取,该是你的,就一定要去争,否则别人认为你能力有限,不能胜任更大强度的工作。总之,在冷酷的金融界,只有你自己才是保护神。

 

“出现顶级金融机构的华人CEO5年差不多了”

 

说这番话的人是有根有据的。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一批谦逊谨慎、吃苦耐劳的华人金融精英尝到了“血的教训”。2008712日,英国首个华人金融协会正式成立,原本是为了给越来越多在英国金融领域工作的华人提供交流的平台。当时,据不完全统计,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华人有2000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服务于著名的投资银行。所有人都相信,华人还会越来越多。谁都没料到,两个月后,发端于一场大西洋彼岸的全球金融海啸,让差不多1/3在金融城打拼的华人失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当时伦敦金融城的失业淘汰率。

JP摩根集团工作的陈先生回忆起当时华人金融精英的“惨状”。有的公司一个部门就裁掉了十几位中国人,然后把所有活分给少数几个中国人做;有的中国人被迫到中国香港、日本找工作,到处面试,最后工资可能打了三折,才勉强找到新职位;有的失业一年多,最近才找到工作。最惨的是那些三个月无法找到工作的,工作签证失效,急匆匆变卖家产,“几乎是仓皇逃离英国”。

陈先生认为,金融危机中华人取得的教训是值得好好总结的。西方社会竞争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先前中国人的想象。原本以为,昔日的外国同事或上司多少会有点“人情味”,“没想到会那么狠”。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国际金融规则中还是一个学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还要交很多的学费。

对此,潘先生显得更乐观。33岁的他已是某银行伦敦分部的副总裁了,在回答我“什么时候世界顶级金融公司最高层会是中国人”时,他说,虽然中国人是新手,但中国人学习的能力超强,“我估计10年可能都用不了,5年差不多了。”

潘先生的话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当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公司进驻伦敦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的地位从最近几任一年一任的伦敦金融城市长的身上就可以看出:第678任的白乐威自称曾上百次访问中国,第679任市长史达德曾在中国工作过5年时间,680任市长罗永成则出生在中国香港。

其中,史达德的一番话最能诠释中国人在伦敦金融城的未来。这位曾以“伦敦金融城:学习之城”为竞选口号的市长这样说道:“知识的转让是双向的。在中国,关于战略规划方面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在谈判和技巧方面也学到很多。中国人非常聪明,他们能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能找到最容易而又不至于引起冲突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更多观点,请关注王文新作《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在行走中,作者屡屡遭遇文化冲突,他发现:美好或邪恶,中国人看待大国的视角总是略显单一、略带偏见,大国之幻象,正吞噬国人独立思考、谨慎判断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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