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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芹:是谁让戴高乐背上了“枪毙文人”这口黑锅?   

2014-07-21 09:35:38|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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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芹,作家、翻译家、电影批评家。曾旅居法国多年,细腻观察西方文明的基因。本文选自边芹新著《沿途漫步的镜子》

 

那是5月寻找马尔罗的情人若塞特·克洛蒂斯的墓时的一个小小发现。这个名叫夏罗纳的小公墓,就在拉雪兹公墓旁边,但远没有后者的名声和面积。巴黎的名人们除了先贤祠,全都削尖脑袋要挤进三大公墓:拉雪兹、蒙马特和蒙帕那斯。也就是到死也不愿意被别人忘掉。某天,我走在大得步行已相当吃力的蒙马特公墓,心想这也是个热闹的世界,这么大,这么纷杂,各色有名的或没有名的人,都要留下一块石头、一句话、一个日期。殊不知生命就像一次旅行,行李越少越好。

所以那天我从司汤达街进到夏罗纳公墓时,很是惊讶于它的小,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因为此前在市区地图上差一点就找不到它。

这个墓地边上有一个小教堂,过去每一个公墓都是靠近教堂而设,大概是进入天堂的门槛吧。后来教会势力衰落,天堂不再让人向往,地狱再也吓不了人,巴黎的公墓便都没有了教堂,唯独剩下这个小公墓还按旧式保留了小教堂。

一进门就撞见看墓人,因此马尔罗情人的墓很容易就找到了。难找的墓我也见过,像上面说的那个西奥朗,我在蒙帕那斯公墓里找过他的墓,还有一张墓地图在手,可在附近转了半天,鬼撞墙似的就是找不到。心想厌世归厌世,他也免不了俗,要挤到这个文人的“阴间俱乐部”来凑热闹。

我问夏罗纳公墓那个看墓人这里面还有什么名人吗,他想了想指着墓地一角说有几个巴黎公社社员,又指着另一角说还有几个被公社枪杀的人质。天呐,到阴间都彼此甩不掉,这笔账要何时了?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在若塞特墓前转了转就向外走。高大的看墓人又从他那间小门房里钻出头,对我说,“还有一个名人,就在你身后。”墓地很小,他轻轻一说,我便听到了。我当时站在墓地中央通向两个进出口的路上,随着他的指点,侧身一看就看到了罗贝尔·布拉齐亚克的墓。

这个“叛徒”作家,35岁便被枪决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叛徒”这个词很有意思,在审判抵抗战士的法庭上,法官也是以叛变罪将很多人送到了枪子儿下。在1944到1945年清洗合作分子的运动中,戴高乐宽赦了很多文人,唯独没有放过布拉齐亚克。在日后回答文人们的质问时,戴高乐写过一封信:

 

尽管有一批最优秀的同行为他请愿,1945年2月6日那个愁云惨雾的阴冷的早晨,他还是被枪决了。因为对他,我认为应该行使我对法兰西应负的责任。这种事是解释不了的……才华也是一种责任……总之,我觉得布拉齐亚克迷途难返……我之所以对那个早晨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在每一个我能特赦而未特赦的人的最后一个夜晚,我都难以合眼,我必须陪着他走完这最后的旅程。

 

这个让堂堂戴高乐背上“枪毙文人”的“黑锅”的布拉齐亚克,后来让我跑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关押他的弗雷斯勒监狱,一个是枪毙他的红山要塞。两个地方都在巴黎南郊20号国道上,相隔十来分钟的路程。陪我去的朋友D一路上都在嘀咕:“干吗同情这样的人?!”我不得不反复解释,这非关同情,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点同情的话,那也是一种对这类所谓“思想通敌”的文人的惋惜。不论什么样的思想犯都罪不该死。

说着就到了弗雷斯勒镇。我跑到镇政府,对值班的人说:“我要找当年的那个弗雷斯勒监狱。”她说:“弗雷斯勒监狱现在依然是监狱。”我吃了一惊,问:“中间没有中断过?”“没有,同样的地点,一直就是监狱。”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知道“二战”期间这个监狱是犹太人和抵抗战士被送往集中营的中转站,很多抵抗战士死在这里,有些就埋骨于此。战后又有合作分子在此听候死刑判决。我自以为这样一个浸透历史的场所,肯定已被辟为一个纪念地。王朝时代的巴士底狱才关了七个人都被推倒了,何况这里!不想什么也没有改变,看来它的监狱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我跑到监狱门口,自然是狱门紧闭,谢绝参观。刚才镇政府的人告诉我,里面有两千多犯人呢,意思是说这至今仍是个大监狱。写出《伟大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说过:“在灵魂的黑夜里,日复一日,永远是凌晨3点。”放在这里正合适。

1945年2月6日上午9点,布拉齐亚克从弗雷斯勒监狱的一间死囚室里,被押往红山要塞。在此之前他在里面写完了最后一个剧本《同室操戈》,里面有一句话算是为一个悲剧时代画上了句号:

 

逝去的世纪不会知道真相,不会知道我们曾经相爱,我们曾是同根所生……却不得不以愤怒和不公正的面目相对。它们永远都会以为,我们彼此仇恨……永别了,在杀掉你、结束你的生命之前,让我拥抱你吧,我爱着的兄弟。

 

临刑前他还真对那个送他上刑场的政府特派员说:“你同意和我握一下手吗?”对方握着他的手,很长时间。

我这时已从弗雷斯勒镇来到红山镇。我到处找要塞,直到走到一个军营门口,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那个红山要塞。我站在军营门口,一拨拨在门口大食堂里吃完中饭的人正在向里走,我被拦在外面。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我以为至少会在某个角落有一个小牌子,哪怕是记录一下曾经发生的事。这里毕竟关押过贝当,枪毙过那么多人。也许某一类真实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

1945年2月6日上午9点38分,枪声从这个高墙里响起,布拉齐亚克喊出最后一句话:“法兰西万岁!”

几十年后回头去看,布拉齐亚克的这种死法,反倒帮了他,不管怎么样他成了某种殉道者。那个历史污点,多少被他的惨死冲淡了许多。他虽不是第一个被枪毙的文人,但却是第一个被枪毙的大作家。在要求免他死刑的请愿书上,有长长一串作家的名字,包括一些站到另一阵营的作家。到后来,他站在哪一边,胜利的一边,还是失败的一边,都已不重要,留下的只有文字,和那在历史的一角不肯退去的破碎人生的一丝魅力。

逝去的东西会从它失败的那个角落爬出来,它不会从别的地方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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