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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之下,不是“鬼城”,就是“鬼村”   

2015-03-03 10:45: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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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穹顶之下,不是“鬼城”,就是“鬼村” - 东方经济评论 - 东方经济评论

 

穹顶之下,不是“鬼城”,就是“鬼村”

 

在我的定义里,城市化进程中自然衰败的城市和乡村都不能称之为“鬼城”或“鬼村”,只有人为制造的、远超于真实需求的人造城市和人造乡村才能称之为“鬼城”或“鬼村”。在当下的中国,不仅“鬼城”有批量制造的机制,鬼村也有批量制造的机制。如果说行政主导的小城镇大跃进是“鬼城”批量产生的制度根源,那么18亿亩耕地红线和“新农村建设”则是鬼村批量产生的制度和政策根源。

城市扩张的地方需要占用土地甚至耕地,过度城镇化也就是小城镇大跃进的地方需要过量占用土地甚至耕地。但是在土地使用权由农地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头顶上有一柄利剑高悬着,这柄利剑就是中国独特发明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为了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我们的发明创造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也就是你在城市化进程中用了多少亩土地,就要从彼处找回多少亩土地。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耕地只能减不能增,“找回耕地”的目光自然而然就转向了偏远乡村。

于是一个奇异的场面出现了,城市化本来是城市建设热火朝天、农村的黎明静悄悄,但是当代中国例外——不仅城市建设热火朝天,乡村建设也热火朝天!热火朝天的乡村建设,不管是今天以节约用地名义、合村并镇的名义,还是过去以新农村建设名义,本质上都不是为了新农村也不是为了节约用地,而是为了置换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城镇化大跃进越厉害的地方,合村并镇的脚步也越快,征用农民土地和房屋的补偿往往也越低。

其做法不外乎是让农民集中居住,甚至强制把农民赶入新村,然后利用公权力征用农村耕地和宅基地,或者以返耕的名义置换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但是其最终结果,只人为强制性地改变了农村的居住形态,却丝毫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生活形态,除了合村并镇中的许多成本包括房屋建造成本,相当一部分需要农民自掏腰包、耗尽积蓄甚至背上巨额债务之外,由于新的居住模式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不相适应,人为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此外,还有人能上楼,但猪狗牛羊等牲畜不能上楼等一系列遗留问题。“新农村建设”曾经一度声势浩大,甚至国家组织数万干部赴韩国考察,最终却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18亿亩耕地红线保护”使得城市化不仅在城市,而且在乡村头上动土。本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只是打城郊土地的主意,现在他们对远郊乡村的土地特别是村庄这样的宅基地也感兴趣了,因为可以用乡村建设用地作为指标去换城郊的土地(耕地)搞开发。拆迁拆到了广大乡村,这样就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地方强迫农民上楼的现象,就是把农民的村庄合并,几个并一个,过去搞所谓“新农村建设”时叫新农村,现在搞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改一个叫法叫作新型社区,换汤不换药。总之就是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增减挂钩后就可以到城市的边上再把农地搞成建设用地。

这样做,口号很动听,结果很不妙,就是形成了“鬼城”的亲兄弟——鬼村。这些通过行政力量硬造的楼和集中的乡村居民点将来大部分还会人去楼空,形成和“鬼城”一样的巨大资源浪费。几亿农民工及其他外来人口在就业地无处可居、无钱买房,政府不去集中财力物力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提供他们在城市应有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反过来却使得他们的后院失火,对他们的家乡强行并村,要人家拿出钱来上楼,硬造新村、新区、新城,这不是本末倒置、对农民的双向掠夺吗?

城镇化大跃进下制造“鬼城”的速度有多快、规模有多大,偏远乡村制造“鬼村”的速度也就有多快、规模也就有多大。如果严格执行18亿亩耕地红线,那么,制造“鬼村”的速度和规模甚至比制造“鬼城”的速度和规模还要更甚一筹。这是因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主要是用偏远乡村的农房等建设用地置换城市郊区的耕地,虽然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很少,但即使乡村都是分散居住,建设用地的规模还是要远远少于耕地。换句话说,城镇化大跃进过程中占用了城市郊区一个村的耕地,也许要合并偏远乡村的好几个村,才能腾出足够的乡村建设用地“置换”城郊被占的耕地。所谓“置换”并不是真正的置换,而是在统计数字上显示耕地总量没有减少而已。

“鬼村”问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个原因是地远人偏,农村往往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二是尽管偏远乡村的合村并镇总数上比城市郊区的拆迁征地牵涉的村庄要多得多,但拆迁征地基本无涉土地价格一买一卖之间的巨大落差,给人的心理冲击也不那么大,自然也不成其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鬼村”的制造速度和规模到底有多快有多大?反过来看看城镇化大跃进的速度有多快、规模有多大就可以了。不妨举重庆两江新区的例子吧。

200925日,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3号文重庆两江新区件),在国家战略层面正式研究设立“两江新区”,是中国的第三个副省级新区,前两个分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滨海新区的中新生态城如今也陷入“鬼城”危机)。20105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设立两江新区。2010618日,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拟设立的两江新区,以北部新区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为核心,包括江北、渝北、北碚三个区的部分区域,总面积达120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居中国城市第1名的首都北京,建成区面积也只有1386平方公里,但已容纳了近3000万人口,两江新区准备容纳多少人口?),可开发面积约为650平方公里。去除已建成区域150多平方公里,实际两江新区的可用面积为450多平方公里。

两江新区的征地,主要是在薄主政的时代完成的。有人告诉我,是如何廉价征的地:农民集中上楼,按户口人均35平方米住房,外加每月400元生活费,原有土地、房屋、宅基地全部“归公”。不服,上访的大有人在。没关系,第一批回来就打,打到服;第二批上访的一样回来就打,打到服。第三批看到前面两批人的下场,不服也服。庆幸的是,至少在他们村里,这个过程没死人。

在城镇化大跃进中纳入城市规划的土地是这样征的,没有纳入城市规划,但纳入土地置换规划的偏远地区的“赶农民上楼”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选几个媒体报道过的:在农民“上楼运动”中,曾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廊坊市董家务村,被拆成了一片废墟,就连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面也被毁坏。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农民意见很大。山东很多地方,农民的宅基地被强行夺走,拿很低的补偿,交出积攒了半辈子的血汗钱买质量低劣的楼房。山东德州市某村支书,在村集体的土地上建楼房,定价一平方米1200元卖给农民,拆迁补偿却很低,有最好的院子(一个五间大瓦房带院子)的农户最多只能补偿到七八万元,而买相同面积的劣质楼房却要十四五万元,农民还要再交七八万!

201335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全国两会期间对外高调宣称,“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年投入了6000亿。”这样的巨额投入没有为当地政府带来债务危机,“我的奥妙就是土地储备。”重庆市2002年开始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当时储备了40多万亩地。黄奇帆称,十年用了20万亩,每亩赚200万,这就4000亿,扣掉征地本身的成本,有两三千亿的额外收入,就抵消了重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部分开支。(《时代周报》2013321日)

在黄奇帆看来,土地储备是一个发展中城市必要的战略性措施。纽约、巴黎等发展饱和的城市,不会再扩张,再搞土地储备没有意义。但在发展中城市,土地储备的要义是,在发展的初期,一步到位,把未来几十年的土地储备“框”下来。不同城市的操作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而定,如果城市发展饱和了,土地储备就没有意义;如果在边远的农村没有发展空间的地方去储备土地也没有意义。

土地储备的秘密,第一个循环是用征来的土地抵押、向银行借钱,第二个循环是卖地把银行的钱还了,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但在现有土地政策下,它有两个前提必须满足:一是土地能卖得出去,如果是过量征地,等城市化基本完成,剩余的土地储备就成了烫手山芋;二是还要能够在偏远地区“置换”出相应量的耕地,才能满足“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要求,背后自然又是一番激烈的“乡村运动”。

对土地储备如此精通要义、清楚地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的黄奇帆市长,尚且在各种行政逻辑下建一个两江新区就圈地1200平方公里,对此无知无觉或后知后觉的官员,又会有怎样“大规划大手笔”制造“鬼城”?他们背后“合村并镇”制造鬼村的运动,又会怎样的“如火如荼”?

 

更多内容,尽在童大焕《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走出费孝通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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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笔触涉及诸多热点领域,对城市化、房地产、中国宏观经济等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曾任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现为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大焕城市化战略研究院院长。

他曾被评为2006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2009年度“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及“腾讯年度致敬之教育评论家”。著有《俯仰天地间》《江湖上的中国》《冰封的火焰》《中国钥匙》《买房的革命》《世纪大迁徙》《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穷思维 富思维》《定位中国:认清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我们》等诸多畅销著作。

他一直热切关注城市化话题,因作出过准确预测,受到广泛关注。在本书中,童大焕论述丝丝入扣,点评剔肉见骨,直击城市化的核心问题。

中国的很多事情往往让大多数人看不懂,一边是实际城市化率才35%,很多人在抱怨城市高房价买不起房,另一边却出现大量的房屋过剩,甚至于出现几乎整座新城空置的空城、鬼城现象。

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城市规划对于人口规模预判不准确,甚至根本无视“人聚财才聚、先有人后有城”的城市发展规律,从政府到开发商,迷信政府力量,却不知道不符合城市和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一切行为,都会遭到规律无情的惩罚。

 

延伸阅读

1.《定位中国:认清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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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浮躁、迷茫的年代,房子、就业、物价、养老等不仅成为生活的困扰,甚至影响了一批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认知。我们四处奔波,竟不知不觉中,在这个时代迷失了自己。

本书以时事热点切入,宏观的视角加之接地气的论述,不仅使我们认清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它建立了一个清晰的坐标系和原点,使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所应处于的合适位置,是我们快速、全面读懂中国基本国情的最佳选择。

 

2.《穷思维  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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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中国,不理解房地产,就理解不了中国。本书是一本颠覆财富思维的力作,任志强、董藩等地产大腕联袂推荐。

本书涉及房地产诸多热点问题,保障性住房、房产税、楼市调控等,童大焕立足最新数据和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及多年来对房地产行业孜孜不倦的研究,以犀利文笔拨开云雾,为读者、为国家、为社会建言。他以犀利的笔触和大量的事实论证指出,高房价不应成为老百姓的负担,相反,一套能够与银行建立直接联系的独立产权房是中国老百姓抵御通胀的惟一利器。

 

3.《中国大城市化共识》(童大焕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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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没有什么比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结构的改变更深刻、更令人兴奋,却也没有什么比城市化中遇到的问题更令人揪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断言: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中国的城市化对21世纪的全球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城市化根本上显现出的是集聚效应,人口和各种要素资源越来越向少数城市、少数区域集中,这是城市化发展自然而然的市场趋势,也是必然趋势。城市化的市场规律很强大,只服从规律本身,像大河奔流,坦荡直率。多位专家如周其仁、赵坚、李迅雷、李铁、陆铭、尹稚、秦晖、张维迎、于建嵘等的意见亦是如此。本书汇聚了多篇城市化研究领域的精品文章,试图使一个个弱小的声音集聚起来,滴水成溪,汇集成河,为中国大城市化的道路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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