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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政治体系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2015-06-08 14:41: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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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未尽的改革》(张军、陆前进、陈钊、陆铭、佐藤宏、章元、封进、罗长远、陈诗一、王永钦、谢千里(Gary Jefferson)等多位经济学家,解读习近平、李克强推动强势改革不得不面对的14项攻坚难题。)

张军:政治体系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 东方经济评论 - 东方经济评论

经济研究领域有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这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关。第一种方法强调民主制度和其他政府制度检查机制对于确保产权的重要性,如果这种经济和政治制度能够到位,投资和经济的增长必将随之而来。第二种方法强调人力资本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确保财产权的重要性,即使不存在制度约束,亲市场的专制者也能够通过政策选择保护财产权。从贫困国家的角度来看,民主制和其他制度建设并不是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的原因,而是其必然结果。

上述两种方法都不乏支持者。有关约束政府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的经典文献中就有提及,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也对此展开了讨论。德朗和施莱费尔(1993),柯娜科和基弗(1995),伊斯特利和莱文(2003)还对这一观点提供了大量实证支持。

但是,与上述结论相反的观点即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是制度改善的原因,这种观点也拥有可靠的理论基础。李普塞特(1960)提出,受过教育的人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和投票的方式解决分歧,通常不会选择暴力方式,教育和扫盲也让民众获得了有关政府渎职的知识,使其具备了参与政府决策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主要溢出效应并非促进了技术扩散,而是在形成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社会中产生了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和政治问责制的需求。

格莱泽等学者(2004)对朝鲜和韩国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对教育提高与经济增长现行的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图1描述了朝鲜战争之后南北朝鲜分裂之后出现的情景,可谓是一项天然实验。在南北朝鲜分裂之前,双方有着相似的历史;1950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双方都处于贫困状态。在图中,格莱泽用政策的“行政约束”作为对制度的衡量标准,结果显示,测量值在0至7之间不等,在1950~1980年期间,朝鲜的“行政约束”平均值为1.71,韩国则为2.16。在这一时期,韩国专制政府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保障了财产权,使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1980年,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1589美元。而朝鲜的情况截然相反,它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1980年的人均收入不及韩国的一半。从图中还可以看出,从1981年开始,以行政约束衡量的韩国政治制度的“行政约束”大幅上升,格莱泽据此得出结论,政治制度质量的提高是1950年之后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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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朝鲜和韩国的行政约束:1948~2001

资料来源:格莱泽(2003)。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专制政权带来了政治稳定,而政治的稳定性能够确保有助于公民文化形成、市场的完善和民主制度的建立的环境。波波夫(2007)强调了国家制度的关键性:“国家制度的能力(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实施其法律法规的能力……”根据波波夫的观点,“……有资料显示,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权都可能建立强有力的法治,都能形成有效的制度,但是在法治相对较为薄弱的情况下,专制政权能够比民主政权更好地保持有效的制度。”他得出结论,“正是这种牢固的制度框架是中国和越南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这两个国家保留了强硬的专制政权,在新型市场制度稳固建立之前,CPE制度没有解体……”显然,这个观点与格莱泽等学者(2004)提出的观点一致,后者认为,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出现的教育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长是政治变革的基本前提。

同样,德加科夫等学者(2003)分析了社会动荡与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私人征用财产造成的社会损失与国家征用财产造成的社会损失之间的置换。他们用制度可能性边界代表了这种置换关系,即一系列点的轨迹,由此可见,只有独裁专制(社会混乱)增强,社会混乱(独裁专制)才可能降低,按照他们的解释,这种置换关系的原因是独裁专制弥补了尚未建立完善法律法规的缺陷。由此可见,格莱泽(2004)的观点与波波夫一致,即在法律法规较为薄弱的发展阶段,独裁专制政权比民主制度更有利于有效政治制度的形成,不过,德加科夫-波波夫模型对中国的适用性可能越来越低。

中国的领导层以及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渐渐兴起的中产阶层享受了稳定的政治制度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专制者拥有分配财产权的权利以及为行使财产权和调解财产权矛盾维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但上述阶层对于经济沿着制度可能性边界发展过快所产生的风险依然保持警惕。财产权的重新分配最初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有必要刺激经济发展,并为政党重新确立合法地位,这种权利分配本身就产生了大量既想保护自己刚刚获得的权利,又想从中获取最大回报的个人和群体。随着企业资产所有者、房产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和知识产权所有者开始行使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扩张就越来越可能造成矛盾冲突,需要合法途径进行调解。而建立合法调解途径的任务就落在了政府身上,即要通过法庭、监管机构等组织机构直接提供调解服务,又要通过法律事务所和非政府组织等非政府途径间接提供调解服务。

延伸阅读

《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深度解读从朱镕基时代到李克强时代的各项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未尽的改革》

(张军、陆前进、陈钊、陆铭、佐藤宏、章元、封进、罗长远、陈诗一、王永钦、谢千里(Gary Jefferson)等多位经济学家,解读习近平、李克强推动强势改革不得不面对的14项攻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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